今年前9個月，北京、上海、江蘇等9個省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漲幅10.7%。一些企業提出：調高工資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是不是與“降成本”的大方向背道而馳？也有專家擔心，工資增長過快，可能促使企業通過機器換人來降成本，最終不利于勞動者。
發展經濟說到底是為了增加百姓福祉，工資該漲還得漲；企業經營難題擺在那里，成本壓力也要化解。降成本、漲工資兩不誤，關鍵是緊緊扭住“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個牛鼻子，降低企業綜合成本，實現勞資雙贏。
年關將至，各印企管理人愁了：勞動力成本怎么降，工資如何漲？讓我們聽聽企業和專家的說法。
工資增速總體上未超勞動生產率
普通勞動者總體工資福利水平仍然偏低，未來還應逐步提高
近幾年工資是不是漲得太快了？
“做老板的都希望員工工資不漲或干脆降一些。可是你看，物價在漲、房價在漲，普通員工的工資漲得真不快。”王昱在北京一家大型藥企做行政工作已5年，她算了算賬，進企業時月薪7000元，現在剛剛達到1萬，如果把通貨膨脹考慮進去，遠遠不如gdp跑得快。
企業的看法恰恰相反。“這兩年市場形勢不好，企業虧損，即便這樣，每年還是不得不大幅漲工資。”浙江振石集團東方特鋼有限公司財務經理劉俊賢說。河南宇通客車集團財務中心的負責人介紹，過去5年該企業員工工資平均每年要漲約10%，而這一階段恰恰是制造業企業普遍不太景氣、經營困難的時期。
工資增長多少算合適？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表示，工資跑贏cpi，是工資正常增長的底線，否則勞動者實際工資下降，日子會越過越差。工資跑贏gdp，是讓百姓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內容。工資在一定范圍內漲得比這兩者快，都是合理正常的增長。
除了比照cpi、gdp，判斷工資是不是過快增長，還有一個參照系，即勞動生產率。如果工資快速增長、而同期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更快，總體上就不會對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對特定經濟體的勞動力比較優勢造成影響，也就不能說工資漲得過快。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原則之一正是“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人社部勞動工資所的研究報告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長期顯著高于工資增速。考察“十一五”“十二五”期間，我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非私營）平均工資年均實際增長約為10.2%，比同期第二、三產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略低。把城鎮私營企業職工的工資增長狀況考慮進去總體估算，二、三產業職工平均工資增速與同期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速基本相當。不過，近三四年來城鎮私營小企業的確出現了工資增速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速的情形。分析原因，主要是勞動力供求出現變化，促使勞動力價格提高，此外還有“補歷史欠賬”的因素，畢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工資增速偏緩。
蘇海南認為，過去十多年，工資實現了較快增長，說到底是件好事，不能因為企業的成本壓力大就簡單判斷是由于工資漲得“過快”。普通勞動者總體工資福利水平仍然偏低，未來還應逐步提高。當然，近幾年部分行業企業工資增速快于勞動生產率增速，對此應注意調整。
降成本不能只盯著工資
著眼于社保費率與其他制度成本，從而促進企業綜合成本的降低
工資快速增長，有利于改善民生。但是，企業的呼聲同樣值得關注。
統計數據顯示，勞動報酬占國民總收入gni的比重從2008年的48.5%上升到2013年的51.1%。2005年至2013年，制造業用工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在5.5%—6.8%區間內小幅波動，近兩年呈上升之勢。企業的感受更直接。杭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算賬：2013年，用工成本占企業總成本的5.8%，2014年漲到7.12%，2015年進一步漲到9.17%。許多企業抱怨“再這么一個勁兒地漲工資，企業真的受不了”。
勞動力成本上升明顯，該如何看待？
“勞動力成本上升，有合理因素。”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認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缺乏資金、技術，優勢主要是勞動力價格低。在企業成本構成中，勞動力成本占比不高、增長緩慢。在經濟總量中，勞動收入的占比也一直比較低。但是，不能把這種狀況看作是正常的并會一直持續。近年來，不論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增量還是新增勞動力總量，都在逐年減少。供求關系的變化，必然會推動工資上漲，許多企業已發現“不漲工資，招不來人”。勞動收入偏低，也是造成我國居民消費率長期低迷的重要原因。新常態下轉變發展方式，再不能走依賴甚至壓低勞動力成本謀求增長的路子。
“目前的勞動力成本占比，未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宋曉梧說。勞動報酬占gni的比重近幾年上升明顯，超過50%，乍一看漲得不慢。事實上，這一比重在2000年為53%，1994年為54.6%，并不是一些企業及專家所說的“直線上升”。他分析，漲工資對企業總成本有影響，但程度有限。
那么，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還能不能降？又該怎么降？
最近發布的國務院《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提出，“堅持促增收與降成本相結合。有效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等勞動用工成本和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成本，助力各類市場主體輕裝上陣。”蘇海南說，“目標和路徑已經很明確，給企業的用工成本減負，不能盯著工資，而是應著眼于社保費率與其他制度成本，從而促進企業綜合成本的降低。”
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負責人介紹說，“公司社保繳納費率超過30%，其中養老保險19%、醫療保險8%，還有工傷、生育、失業保險。再加上住房公積金，企業五險一金繳費費率超過35%。公司和個人加在一起，五險一金的繳費費率超過50%。這還是國家下調社保費率后的狀況。給員工漲點工資，就要多繳納一大筆社保費。”
蘇海南表示，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不斷改善人民生活，這一點不能動搖。給企業減負，不是要降工資或者不漲工資。企業和員工在財富分配上不是絕對對立的，眼下關鍵是一要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二要采取措施降低那些附著在工資上的其他用工成本，比如進一步下調社保費率、合理確定社保繳費基數，同時通過減免稅費、降低融資物流成本等措施減輕企業負擔，讓企業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基礎上有更多空間給勞動者漲工資，形成良性循環、勞資雙贏。
漲工資要把握好“度”
要注重使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匹配、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匹配
經濟增長放緩，企業面臨較大的經營壓力。這種情況下，工資該怎么漲？
“經濟運行的新特征，給工資調整的‘度’提出了新要求。”蘇海南說。工資的變動由市場發揮主要作用，同時政府也應做好調控。
從市場因素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但仍處于中高速增長的區間，“蛋糕”在繼續做大，這為今后漲工資奠定了堅實基礎。從政府調控看，在“共享發展”的理念引導下，黨和國家更加重視改善百姓生活，城鄉居民繼續增收是大勢所趨。但是，這一過程中也要注重使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匹配、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匹配。比如，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頻率和幅度應更多地考量與經濟運行主要指標的銜接匹配關系。事實上，調控政策已經考慮到這些因素。今年前9月最低工資調整范圍和調整幅度，較往年同期已有所縮減。各地發布的工資指導線，不論是基準線還是上下線，其增長幅度同比都在縮小。
一些領域出現的工資增長快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現象，如何改變？“這種勢頭如果延續下去的確會影響企業運行乃至經濟發展。改變這種趨勢，主要是在技術創新、工藝流程、管理水平、人員培訓方面下功夫，以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時合理安排工資增速。”蘇海南說。
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樣是企業降低用工成本的選擇。在制造業企業，“機器換人”已成潮流。鴻富錦的負責人介紹說，該企業正在大力推進生產自動化，其中一個車間投入1.5億元引入手機打磨自動化生產線，過去需要約1000名員工，現在只用100人左右。
不少人擔心，機器換人會減少就業機會，最終影響勞動者的收入。人社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所長鄭東亮表示，目前的機器換人主要是企業在招工難、用工貴的背景下所采取的應對措施。機器可能會替代一部分流水線上的勞動力，但新設備的操作、維護也需要人，將派生出新的勞動力需求。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均表明，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將帶來更高的產值增長，從而保證了就業增加，還會增強產業間的關聯性，衍生出新的行業和就業崗位。新崗位的工資水平、就業質量往往有所提升。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加強培訓教育，使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并適應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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